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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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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 玩 性:
  • 舒 适 性:
  • 配套设施:
  • 交通状况:
  • 景区住宿:
  • 景区餐饮:
综合评分 3.7

遵义会议会址简介

4A级景区

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 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份。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粟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粟色。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从195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吊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壁柜(原物),其中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粟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共20把,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是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灯、钉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签、报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阵中日记》等。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两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帷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向胜利前进的道路。

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的刘少奇、李卓然、彭德怀、杨尚昆,在会址楼下的房间用木板临时搭铺歇宿,现在也按原状陈列。1985年初,在隆重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的日子里,杨尚昆与李伯钊旧地重游来到遵义,杨尚昆无比兴奋地在他当年睡过的门板床铺上坐着照了一张像。

当年在军委总司令部工作的作战局长彭雪枫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作战局的参谋人员孔石泉、罗舜初、黄鹄显、曾美等的住室,也一一按原貌复原。


遵义红军街

遵义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老城原国民党师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义所决定的。目的在于:1、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2、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周恩来


张闻天(洛甫)


陈 云


朱 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秦邦宪(博古)


王稼祥


刘少奇


何克全(凯丰)


邓 发

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原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五军团中央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长


扩大参加会议的有


刘伯承


李富春


林 彪


聂荣臻


彭德怀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红一军团军团长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李卓然


邓小平


李 德


伍修权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党中央秘书长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中央“三人团”成员

翻译

会议首先由在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

博古的报告反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失利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协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以及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客观原因。而对“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则轻描淡写,谈得很少,几科没有涉及。

博古作报告时,毛泽东用一支白杆子的公鸡铅笔将不同意报告的意见,记在裁好的一叠毛边纸上。

博古后来在中国共产学第七次全国代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博古报告完毕后,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

周恩来的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谈到此次反“围剿”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

周恩来报告完后,由洛甫根据会前所写的提纲,作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洛甫的报告批评“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崇的结果。

洛甫的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更多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长征出发后,他们三人较多的时间住在一起,经常交谈。毛泽东经常向他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应该运用怎样的战略战术去打破敌人的“围剿”。由于洛甫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他来作报告是较为合适的。

三个报告完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里对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反“围剿”受挫的原因在政策与策略方面的失误谈得少,甚至回避,目的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其中也包含有些问题博古当时未能认识清楚)。毛对东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功时,其错误归纳起来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呢,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接着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够取胜,而在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会失利的原因。

毛泽东说,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为什么这次反“围剿”红军会失败得那么惨?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10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不好,这实际上一种瞎指挥。

朱德发言说,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

出席会议的人,大多赞同洛甫的报告和毛泽的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在会上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多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认为,《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借鉴它并没有什么坏处,他估计凯丰连这本著名的兵书一定没有看过,只知崇尚外国的东西,和博古一样,只会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列主义的字句,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于是他在会上反问凯丰:“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凯丰哑口无言,因为他本来就连《孙子兵法》这部著作也没看过。


陈云手稿

遵义会议决议: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时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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